作者：  DIETERLE^a and A. KARSENTY^b

a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执行主任，日本横滨

b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CIRAD）高级研究员，法国蒙彼利埃

电子邮箱：dieterle@itto.int, alain.karsenty@cirad.fr

摘要

热带森林退化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但是国际森林和气候政策尚未对此做出决定性的反应。在某些地区，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化，对木材（无论是木材还是薪材）的需求增加，将超过天然林和人工林的可持续供应能力，这有可能加速毁林进程。与粮食安全问题一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出现“木材供应安全”的问题。大多数关注气候或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也对这一问题有所忽视。这类倡议旨在保护森林资源，却忽略了森林的生产性用途，通过可持续利用来实现森林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解决方案当然存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阻碍，权属不明确到目光短浅的政策等都阻碍了这些解决方案的大规模部署。有必要将投资重新纳入国际议程的优先考虑事宜，并为生产者设定适当的激励措施，以克服这些障碍，创造条件以达到目前捐助方所青睐的“基于结果的付款”方案（如REDD +）所寻求的影响。除生产方面，全球需求市场和消费者的作用也至关重要，贸易政策应有助于可持续和零毁林林产品生产。

关键词：热带森林、木材安全、可持续森林经营、激励措施、投资、零毁林供应链

简介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出现了几项重大的国际举措，以试图遏制毁林和森林退化。反毁林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发起的热带森林行动计划，及其计划编制活动和相关项目在不同国家的差异“购物清单”。此后，出现了许多其他倡议，包括多边或双边、公共或私人倡议。联合国森林论坛（UNFF）成立于2000年，旨在执行与1992年联合国会议通过的《 21世纪议程》相关的森林原则以及旨在制定一项国际森林公约。各国之间对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存在分歧，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任何可能减少其自然资源权的国际法都有所排斥，从而削弱了联合国森林论坛的愿景（Lipschutz 2000）。此外，其他国际协定也对森林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气候问题”条款、《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以及《国际木材贸易协定》（2006年）中的木材贸易问题。这导致森林问题方面的国际制度较为分散（Humphreys，2009年）。森林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仍然存在，森林资源既是主权国家和土地使用者通过财产权而定义的资源储备，亦可是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 ，以及作为全球公共资源（Karsenty and Pirard 2007）。

上世纪90年代，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发起了森林认证。FLEGT计划旨在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非法木材，是一项侧重于双边协议（自愿伙伴关系协议或VPA）的公共计划。所有这些举措都是部门性的、以森林为中心的。由于毁林的主要直接驱动力是农业和畜牧业，因此有必要拓宽视野，从森林政策到与森林有关的政策（Singer，2008年），以及所有对森林有影响的公共或私营部门政策。REDD +作为遏制与国家森林覆盖有关的排放量的“交代式”，基于结果的付款方案，允许人们思考森林部门之外的问题。迄今为止，最新的举措是促进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零毁林供应链，其关注点是林业之外的部门，但目的是实现森林资源的保护。

就REDD +而言，主要思想是森林资源与森林服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传统意义上，发展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因其未将林地转变为其他土地用途而放弃的收入部分作出补偿。换句话说，富裕国家将不得不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建议，特别是《斯特恩评论》（Zenghelis 2006），向发展中国家支付森林保护的“机会成本”。有影响力的REDD +分析师的经济声明中隐含表达了这种“机会成本”框架：“ REDD +国家具有减少毁林的动机，直到减少的边际成本（即REDD的国家供给曲线）等于国际补偿，例如REDD +信用额的市场价格”（Angelsen 2008：59）。然而，这种辩论框架是棘手的，因为这表明通过负担的意愿将负担全部转移给工业化国家，并且背离了1992年里约会议通过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自2005年推出REDD +和颇具影响力的《斯特恩评论》发布以来，这种由机会成本专有视角构成的框架已有所缓解。显然，不发达的工业化农业（油棕、大豆、橡胶……）的机会成本很高，并且可能随着食品需求的增长以及如果REDD +能够成功获得有限的新土地资源而升级。 麦肯锡（McKinsey）报告（2009）在这方面非常重要：机会成本的支付只有面向粮食作物的小农户才能负担得起（另见Ickowicz等人2017）。麦肯锡的报告再次提出，出于“道德考量”，支付给这些农民的钱远远超出了（低）机会成本。并且，机会成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估算REDD +的可能成本，必须考虑对土地使用权的澄清，采用森林友好型（且更具生产力）的农业实践，设计和监测针对农民的激励措施，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以实施政策（Fischer等人，2011； Gregersen等人，2012； Angelsen等人，2012； Thompson等人，2017）。

如果机会成本过高，就碳信用额和/或发达国家的支付意愿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到支付将鼓励已致力于保护其森林的政府，并将为那些反对森林转化的森林保护着提供政策论据。 对问题的这种改变强调了森林的多重利益，作为可再生资源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持，以便针对森林制定国家政策方案，而非燃起人们对不转化成森林的不确定机会成本（以及相关的潜在有害激励措施）的财务补偿期望。 在这方面，应该重新讨论从木材开始的森林资源的经济增值，并就投资壁垒进行反思，且有必要制定激励机制鼓励生产者采取更好的做法。

本文分析了不断增长的木材（包括木材或薪材）需求、这种需求对毁林的影响，以及确保“木材安全“所需采取的投资方面的对策（通过更有效的森林工业和森林恢复做法）。 如果不消除各种障碍，投资是进行变革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除争论过度的公共治理问题外，文章坚持认为克服障碍所需的两个关键政策要素：共享森林资源权利和设计适当的激励措施。 最后，本文总结了旨在促进零毁林木材和农产品供应链的举措，并提出使用关税调幅为认证零毁林产品提供商业优势的建议。

热带森林退化被低估

最新研究表明，森林退化对二氧化碳（CO₂）排放的影响程度至少与实际毁林相当。如图1所示，森林退化正快速加剧，特别是大型热带森林的外围区域（例如亚马逊、刚果盆地和婆罗洲）以及较干燥的地区，归因于这些地区人们必须满足其日常对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的需求（例如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据估计，森林退化占热带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50-70％（取决于计算方法）（Erb等人，2018）。然而，国际森林政策尚未对退化及其对人类社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越来越明显的是，不能将占用农业土地作为森林相关碳排放的唯一驱动因素，还必须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当地社区对薪材和木材的日常需求，缺乏林业管理专业知识，缺乏投资，非法做法，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森林活力降低。林业机构和与森林有关的机构至少可以解决其中一些因素。

人口增长推动木材需求

由于气候变化，热带森林生产力下降，在未来几十年，尤其是在非洲，对木制品和能源用木材的需求预计将急剧增加。这种额外的需求将至少与食物需求的增长一样快。我们不仅应该谈论粮食安全，还应该谈论我们所谓的“木材安全”，因为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木材产品和木材能源与日常营养和清洁的水一样重要。

这些预测非常令人担忧：一方面，全球人口将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林业库存将迅速减少。到2050年，木材的年度供应缺口预计将上升到60亿立方米。世界银行分析报告，包括在某些热带国家的案例研究（图2）表明，这种供应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对大部分热带地区产生影响（世界银行2017）。

木材在可持续生物经济中的作用

这一发展趋势如此令人担忧的原因之一是，使用可持续种植的木材替代不可再生材料和能源将无法充分发挥其抗击全球变暖的作用。正如德国政府的分析以及世界银行和耶鲁大学的最新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一作用可能相当巨大（De Galbert，Dieterle等人，2013； Oliver等人，2014）（另请参见图3）：使用更多的木材产品（用于建筑和家具等）的替代效果要比仅使用森林作为碳汇更为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碳汇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日益脆弱，导致飓风和“特大火灾”等极端气候事件。

在已采伐木材产品（HWP）被视为排放物的多年之后，IPCC，特别是在最新的特别报告（2019年IPCC有关气候变化、荒漠化、土地退化、可持续土地管理、粮食安全及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特别报告），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终于认识到它们在生物基循环经济中发挥的重要缓解作用。

通过投资和激励措施来拯救热带森林

迫切需要进行更多分析，因为结论很明确：仅森林保护措施不足以拯救关键热带森林。相反，可持续的战略、激励措施和投资将是满足预期的额外市场需求所必需的。不采取行动将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将由于以下原因对许多热带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快速城市化方面；

· 森林退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以满足日常对木材和薪材的需求；

· 从温带国家进口过剩木材来填补供应缺口的压力；和

· 失业和收入减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以及迁移速度加快。

实际上，生产热带木材的国家已经面临明显的不利条件。一方面，热带木材的形象不佳，并且与毁林、森林退化和腐败有关联。为此，试图生产可持续木材的热带木材生产商面临相当大的不利条件和风险（表1）。

基于可持续的景观恢复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 林地使用权和权属澄清；

· 森林景观恢复和植树造林；

· 有效管理现有森林并减少不可持续采伐方式造成的损失；和

· 加强对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保护。

森林恢复和植树造林至关重要。在天然林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人工林必须满足不断增长的薪柴和木材需求。但是，人工林通常以纸浆和造纸用软木或单一种植的速生树种为主，当未设计或执行土地利用规划时，它们通常会取代退化的天然林（Kröger2014）。在印度尼西亚，制浆业继续依靠天然林来提供木材，而非闲置土地（Obidzinski和Dermawan 2012），智利的松树人工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Nahuelhual等，2012）。此外，如果人工林管理不当，其对土壤（酸化）和地下水储量的生态影响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生物多样性也会随之恶化（Jackson等，2015）。

表1热带木材贸易中消费国-生产国动态关系

新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为森林所有者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以发展长寿的多物种人工林和年龄不均的高林分。长期权属安全是关键，但需要财政激励措施，例如税收或费用返还，补贴贷款和/或基于成果的付款，以及支持能力建设和技能发展（包括认证）的措施，以抵消森林所有者的短期喜好。在人口密度迅速增加的地方，未来大多数树木将在农林业系统中种植，未必包括用材林。在此，也需要激励措施来鼓励可持续农林业系统中的木材生产。向种植树木的人保证树木的权属将是一项首要的激励措施（例如，在科特迪瓦很长一段时间，木树被视为国有财产而分配给伐木者，导致农民将其从田地中移走）。针对工业购买者的财务激励措施和“未来”合同以保证可盈利是值得考虑的政策选择。

传统的植树造林通常成本很高（每公顷1500美元或更高），尤其是在半干旱地区，植树成活率通常很低。在萨赫勒（Sahel）地区，20世纪70年代植树造林计划中的树木成活率仅为20％左右（Wade等人，2019）。较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归因于降雨量少，但其他因素，如种植冲击和白蚁也是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

另一种方法是自然更新，包括人为辅助的自然再生在内（辅助自然再生包括抚育在某个区域自然形成的幼苗和幼枝）。除降低总体成本外，自然更新还有助于促进本地遗传和功能多样性。返回并建立的动植物物种适应该地点，促进生态互动。如此一来，天然更新的森林有助于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复原力的提升。例如，在尼日尔，在各村庄的集体组织下，当地农户在休耕地上开展植树造林。支持辅助自然更新的项目成本大大低于在专用土地上开展传统造林的成本（世界资源研究所指出，尼日尔每公顷平均成本为20美元; Reij和Winterbottom，2017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困难来自土地相关权利的不确定性以及将土地留给自然更新可被认为空置，从而导致擅自占地者的入侵。此外，还必须有能力确保更新区免受牲畜侵害，需要当地集体采取行动进行景观管理。如果能够解决土地权属和集体统一行动的问题，我们同意Wade等人（2018）的观点，即如果希望增加生物量产量，那么自然更新是植树造林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

共享林地权利

热带地区的择伐允许林地多种利用，是生产性利用与维持生物多样性之间的一种折衷。然而，从专用土地使用（即节约土地）到可持续经营几种资源以及在一块特定土地上重叠使用权（即土地共享）的过渡是热带地区的一大挑战。传统森林特许权只涉及对木材的商业权利分配，因此不包括其他资源，这些资源有时分配给其他经济经营者。将在同一特许权区域的几种资源（例如非木材林产品、遗传资源和战利品狩猎）的可持续商业利用结合起来，在退化或非森林特许权地区发展农林业，可为单位面积创造更多的金融价值。但是， 仅在相关利益与在特许区内享有习惯权属权利的当地社区得以公平分配时，方可在社会上被接受（Karsenty和Vermeulen，2017年）。

应用参与式的方法绘制所有地区的习惯权属（无论其是否与森林特许权区域或保护区重叠），是政治认可当地权属的第一步。拥有多“层”的使用权不仅是习惯权属制度的特征（例如，对树木的权利可能其与土地的权利不同），也是一种解决各类资源用户声称其权属主张的一种有力方式。加蓬一些获得认证的特许经营商已采取重要步骤，通过对整个森林特许权进行参与式制图，以更公平地分享木材收益。公共监管受到先锋特许公司的经验启发，已将此类木材收益共享制度化 （Karsenty和Vermeulen，2017年）。

承认这些权利也是迈向包容性森林特许经营治理的第一步，包括利益共享的区域的明确标准。在工业界与当地社区之间建立新的关系，以及在自然景观中开发多种资源的新范例，这可能成为一个有力的途径。

高效的管理实践

恢复景观或限制森林景观退化的另一种被低估的选择是，广泛采用旨在有效利用木材、薪材和非木材林产品管理的森林资源经营做法。例如，Ellis等人（2019）的一项关于减少影响的采伐（RIL）对于减少碳排放的潜力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尤其是在伐木强度较大的时候。研究发现，充分采用著名的RIL做法将使伐木碳排放量减少44％（相当于3.66亿吨二氧化碳），并为热带国家在保证木材供应的同时完成《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的4％。为达到这一结果，需仔细规划集材道以减少附带损害；在狭窄的运输道路上进行定向采伐的培训；使用低影响的集材设备。

Ellis等人（2019）建议激励伐木经营者和企业采用这些做法。障碍包括分包伐木的普遍做法，有时在合同协议中出现不正当激励措施（例如，根据所提供的数量进行付款，而忽略工作质量）。公共法规通常不会解决此问题，但森林管理认证会对此进行解决。这是在公共政策中积极考虑使用森林管理认证的另一个原因。

当前全球对森林和景观恢复的推进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重点仍然主要放在气候和环境成果方面，对确保商业和成本可行性以及创造就业和收入的关注不足。

因此，如果要在2030年前实现与森林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有必要“加强”国际森林和气候政策。必须更新REDD +设想的措施，包括大力激励措施和适当条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私营实体和地方当局的投资（表2），并确保公正的森林权利；为职业培训和技术知识提供更多支持；并采取行动打击腐败和非法采伐。在许多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SFM）仍比不可持续做法昂贵得多，因此无法与“传统”方法相抗衡。

针对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激励政策

尽管看起来很矛盾，但热带森林可通过可持续利用和负责任林产品消费得以保护。确实，造成高比率毁林和森林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可持续森林经营缺乏竞争力。如果我们认为森林管理认证可以替代可持续森林经营，研究表明，它可以带来潜在的净收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天然热带林的认证成本（包括审核本身的成本）为每立方米5美元，而维持认证的成本则为每年每立方米3.5美元。同一研究估计森林的年财务收益约为每立方米6.03美元（圆木当量产品），超过平均年度成本和估计的机会成本。热带地区的运营商的年度净收益是所有森林类型中最大的。

表2影响投资决策的部门内因素

但是，这些财务利益部分取决于获得认证木材的价格溢价，但并非所有市场都提供这样的溢价。在存在溢价的市场，溢价标准平均为离岸价格的5-10%（OreadeBrèche-PPECF2017），一些树种和市场可能比这一比例高 （例如北欧的硬木）。实际上，大部分来自经认证特许权林的木材在当地市场出售或出口到新兴市场时都未提及认证（除非进口商，例如中国木材加工商打算将成品再出口到西欧或北美）。这意味着，即使高溢价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产品，也可能不足以激励其继续申请认证。

国际金融机构对于解决自然资源使用中的宏观经济激励措施和金融工具问题一直有所迟疑，尽管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向政府支付复杂的补偿金更具成本效益和效果。完善的实用工具（例如SFM认证和零毁林供应链跟踪技术）已可用来验证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捐资方可以扩展其工具集，以实施旨在鼓励热带地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验证激励机制。随着国内和新兴国家热带木材市场在热带木材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溢价“赌注”正逐渐消失。如果可持续木材价格不足以引起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则政府和捐资方必须考虑降低可持续生产的木材的成本。自2011年以来，婆罗洲倡议就一直使用补贴政策。该项目由荷兰企业和政府资助，为FSC认证企业提供每公顷2美元的补助（Bartley，2014年）。这很可能是2018年印度尼西亚 FSC认证森林达到300万公顷（其中280万公顷天然林）的原因。然而，尽管未存在内部政策明文禁止，国际公共捐资方通常不愿直接给伐木公司发放任何补贴。

为经济运营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使用税收或其他财政激励措施，如补贴和担保贷款或专项赠款，否则将无法与不可持续的“传统”做法竞争。减少森林税或为那些实行负责任森林经营做法的木材生产商提供其他有形的收益，甚至可以激励那些不期望其市场价格上涨的木材生产商（Karsenty 2019）。

政府可以使用森林管理认证来确定那些将从财政或其他财务优惠措施中受益的人。捐资方可与各国政府缔结关于预算支持的双边协议，以补偿已政府放弃的财政收入，并为REDD +阶段3下的成果补充付款。图5提供了该方案的运作示意图。

在许多热带国家，实地实施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物力和人力有限，尤其是在中小型企业中，他们无法建立或参与从森林到市场的合法和可持续供应链。这包括缺乏以景观为导向的森林经营规划的能力，高效及环保的生产，跟踪、验证和记录工具；并与负责任的业务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因此，必须为那些致力于改变的经济行为者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能力建设，从而为激励机制的实施提供基础。

合法和零毁林供应链中通过贸易造成的森林损失

从私营部门和国际贸易中表现出的为食品和木制品建立合法和可持续的零毁林供应链的意愿向公众传达了乐观的信号。消费国对鼓励热带木材生产国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尽管欧盟木材法规在各成员国的实施效果各不相同，但似乎正产生积极影响。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办公室的一项研究，近年来，潜在非法木材和木制品的百分比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目前其所占比例估计为15％。受销售市场需求的影响，作为欧洲最大的木制品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热带木材进口国，中国（图6）采用了国家绿色供应链战略作为其新的“生态文明”理念的一部分。 2020年初，中国发布了新《森林法》的第一稿，其中增加了禁止购买非法来源木材的内容。当前的版本还足以建立法律框架来要求供应链尽职调查以防止采购、交易或进口非法来源的木材，但是这一最大木材进口国的这一举动让业界充满了希望。

2018年6月，在国际热带木材组织（Dieterle 2018）的支持下，十二家行业领军企业（交易总额估计为140亿美元）联合成立了全球绿色供应链倡议（GGSC）。随后，在2019年10月，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与行业协会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联合在中国上海召开国际论坛（ITTO 2020）。共计约200多家私营企业参加了本届论坛，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34家大型木材采购企业，它们一致同意扩大这一自愿性网络，提升人们对 森林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认识，并将合法性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纳入所有的林业运营活动中。GGSC网络向全球所有感兴趣方开放，并且有望改变森林部门的形象，并将成为促进热带森林经营可持续性的动力。

针对零毁林农产品的经济激励措施

但是，仅通过零毁林供应链来停止毁林的政策面临着两个困难。其中之一是，当产品散布到无数小农手中时，公司将产品追溯到个体生产者和地块的能力有限。这在可可和天然橡胶部门得以证实，在涉及小农户时，几乎不存在土地登记的情况下。例如，在科特迪瓦和加纳，两个可可主要生产国，也面临难以确定生产商和相应地块的情况。企业通常可以跟踪到合作社水平，而合作社收集的可可豆往往来自混合来源。不清晰的土地权属使可追溯性面临挑战。

第二个困难归因于以下事实：毁林并非总是由承诺公司控制的单一驱动因素或单一商品链造成。木炭、供当地消费的粮食作物以及城市化也是毁林和森林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有必要将零毁林供应链与景观/土地政策相结合，以解决其他驱动因素相关的问题（Biénabéet al.2017）。土地使用规划和确立土地使用合法地位无疑是最必要的政策工具，但仍需要采取激励措施来改变个人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方式，以帮助人们关注保护、农林业发展和森林恢复，而非单一种植。哥斯达黎加等国已展示了主要由国内资源（预算的74％）资助的环境服务计划（PES）的潜力，该计划通过燃料专用费（每年约1160万美元）和水资源分配（每年约360万美元）（Porras等人，2018）。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也有能力基于大笔消费习惯（例如电话、饮料和使用社交网络）征收小额费用，从而显示出在土地转化过程中保护树木和森林的政治意愿（Karsenty 2015）。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捐资方很可能会为其提供配套资金。如在哥斯达黎加，捐资方在早期阶段为PES计划提供了其年度总预算40％左右的资金（Porras等人，2018）。可以预期，国际资助将弥补最不发达国家预算缺口的更大份额。

国际贸易不容忽视。如今，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例如因生产而导致毁林的商品）商品要缴纳相同的税款或关税（即出口税和进口关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非歧视原则适用于“类似产品”，而不考虑与“非产品相关”的生产过程和方法（PPM）（即使所使用的方法会损害环境，但在最终产品中却没有生产方法的痕迹）。在当前的世贸组织规则下，采取商业措施（例如降低无毁林商品的关税，对其他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一种称为“小费”的原则，以收取费用和退税））可能较为困难。针对非产品相关的生产过程和方法（PPM）的WTO规则演变进行谈判，应该是改变零毁林进口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优先事项。考虑到多个组织提出的高碳储量（HCS）标准，产品认证工作正逐步完善以纳入零毁林原则。例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的棕榈油认证计划自2018年以来就采用零毁林原则，并考虑在其新认证标准中纳入HCS标准。其他产品的认证计划（例如可可和大豆认证计划）也可能会效仿并采用HCS标准来实施零毁林原则。在关税中使用环保收费奖惩措施必定会巩固这一举措（Heine et al.2017）。

热带食品和木材生产商、进口商、加工商和消费者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因为零毁林供应链需要从田野或森林到商店的复杂且有据可查的产品跟踪。对于许多热带农业和木材企业而言，这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结论

在一些热带地区，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化，对木材（包括薪材）的需求增加，将超过天然林和人工林的可持续供应能力，这有可能加速毁林进程。与粮食安全问题一样，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不存在木材短缺的问题，但几个发展中国家正出现“木材供应安全”问题。

大多数关注气候或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程度欠佳，这些倡议希望保护森林，却忽略了森林的生产性用途对于通过可持续利用木材在内的森林产品支持森林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存在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开发的解决方案，在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下增加木材资源及其利用，增加与生产林中可持续经营运营相关的附加值，验证通过追溯系统销售的木材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这些解决方案的大规模部署存在很多阻碍因素。许多障碍是机构性的，反映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缺乏技术和组织能力。有些情况，主要障碍是缺乏打击非法采伐的政治意愿，以扩大公平竞争环境并使可持续森林经营方面的投资获利。

国际森林体系已从最初的林业技术专长角度发展到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这种观点的扩展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其主要政策影响更多地集中在补偿原则（保护森林的机会成本）方面，而非对必要激励措施进行投资（在REDD +等“基于结果的付款”机制中得以体现）。将投资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最优先位置是创造未来影响所必需的条件。投资还意味着建立必要的融资手段，以激励生产者持续开展经营。在这方面，税收可发挥重要作用，包括筹集专款制定专项激励措施，以及通过差别税率促进良好做法和认证生产。

激励收入最低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条件之一是承认和保护他们对森林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权，以及更公平地分享这些资源的开发收益。这不仅是一个正义问题，而且也是必须开展的工作，这样人们才能从可持续开发这些资源中获得收入，而不会被迫从事非法经营，导致人们无法规范这些资源的使用。同样，这里还存在诸如习惯性权属地区的参与式制图之类的工具，以启动对同一空间的不同权利层级的制度化，分享经济活动的利益，并为包容性管理特许权和保护区奠定基础。热带国家最新立法未能大胆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要实现更好的权利平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随着森林认证和FLEGT计划的发展，木材资源的生产性使用已重新获得其合法性。国际舆论和决策者也日益意识到，热带森林的命运取决于森林以外的部门，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对零毁林商品的需求正不断增加，并且企业自愿倡议的产生也为行业带来希望。但是，这方面仍然存在与土地使用权不确定相关的障碍，小农户缺乏资金在保证其收入的情况下改变其经营方式。同样，针对小农户土地权属问题和帮助其建立资产的环境服务计划（PES）方面的投资对于促进变革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进口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应朝着旨在促进负责任消费森林风险商品的方向进行完善 。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承担着保护和扩大热带森林资源的责任。毕竟，它们对环境、气候和社会繁荣的影响不仅限于某一国界，我们都将从中受益。